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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付一夫
来源：一夫当观（ID：ifseetw）
瘟疫，就是我们的影子。
纵观人类发展历程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人类同瘟疫的斗争。且不提人尽皆知的欧洲中世纪“黑死病”，单就我国而言，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，诸如天花、鼠疫、白喉、猩红热、霍乱、斑疹伤寒、伤寒、肺病、麻疯、疟疾、吸血虫病等瘟疫都曾侵袭过这片土地。
也正是由于瘟疫与人类发展的相伴而行，每当有疫情爆发，人们总是本能地想要从历史中找寻答案。
其中最值得玩味的，莫过于鼠疫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世界所有国家卫生部的文件中，鼠疫都被列为第一号传染病；在我国，明文规定的甲级传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乱两个，而声名显赫的非典、埃博拉、禽流感等病毒，都仅仅是被归于乙级传染病的行列中。
鼠疫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的“待遇”，是因为它着实造了太大的孽。历史上共出现过三次鼠疫大流行，分别为公元前6世纪（520~565年）、14世纪中叶、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，范围席卷亚、欧、美、非大陆上的众多国家，总共夺走了一亿多人的生命。这样的数据，足以佐证其“瘟疫之王”的地位，很难不让人谈之色变。
19世纪末的香港，正是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遭受重创的一座核心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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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料显示，自1894年5月10日起，香港居民中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病，主要症状为鼠蹊、腋窝、颈部等处淋巴结肿大，以及发烧等。当时的《申报》曾连续多日对此进行报道：
“香港华人，近得一病，时时身上发肿，不一日即毙。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，近始蔓延而至，每日病者约三十人，死至十七八人。”
“……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项际起一毒核，初时只如蚊虫所噬，转瞬即寒热交作，红肿异常，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害，随即云亡。”
基于这些较为详细的记载，不难断定香港遭受了鼠疫的侵袭，患者症状表现正符合了腺鼠疫的种种特点。与此同时，其间香港“疫气延及鼠子，所毙甚多”，大量的老鼠死亡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。
好好的香港，怎么突然就被鼠疫攻击了呢？
追根溯源，疫情的源头在云南。美国著名学者威廉·麦克尼尔在《瘟疫与人》一书中曾提到，全球有三处古老的自然疫源地：一是介于印度和中国、缅甸的喜马拉雅山麓，二是位于中非的大湖地区，三是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、由中国东北到乌克兰的区域。而云南恰恰处于第一个疫源地范围内。澳大利亚学者费克光也在《中国历史上的鼠疫》中，记载过多起发生于18世纪中期云南鹤庆等地的腺鼠疫情形。
19世纪起，外国鸦片大量涌入中国，进而带动了云南居民种植鸦片的泛滥，相对便宜的价格让产自云南的鸦片很容易在两广地区找到市场。受战乱影响，广东的商人迫切希望开辟新的交通路线，此时北海的重要性就日益彰显。
在此背景下，1876年北海开埠，并早早地出现了汽船运输，甚至还开设了许多通往香港乃至海外的路线，这让北海成为云南、广西以及中南半岛客货运输重要海路集散地的同时，也加大了疫情扩散的可能性。
果不其然，鼠疫疫情迅速蔓延，广东南部的廉州、雷州和高州等府在1890年以前已受到传染；1891年，鼠疫在距离广州不到300公里的吴川县流行；1892年4月，广州爆发鼠疫，恩平、南海番禺等地亦受到波及……不久之后，香港就出现了鼠疫患者，拉开了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序幕。
鼠疫给香港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。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仅1894年，香港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为2485人，然而多方面证据都表明，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如此。例如，很多香港居民在患病后，因不愿“客死他乡”而选择离开香港回到广东老家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路上就已不治身亡，这些都未纳入香港的官方统计。
在此期间，港人惧鼠疫若洪水猛兽，避之唯恐不及，大量人口纷纷逃离香港，共计约8万人，几乎占当时香港总人口的1/3，而香港的商业也因此而凋敝，市面萧条，工作乏人，全然不复此前的繁荣盛景。
此后多年，香港依然深受疫情困扰，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手段所限，当时还没有治疗鼠疫的特效药，现代西医治疗鼠疫所采用的抗生素如链霉素、四环素、氯霉素、磺胺类药物等特效药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发明的，而鼠疫疫苗中的减毒活菌苗到1908年才开始使用，它对腺鼠疫有着较好的免疫力，不过对肺鼠疫效果欠佳，但也足以让香港在1909年以后的发病率明显降低，这已是后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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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疫情的来势汹汹，当时的香港政府迅速地审时度势以采取应对措施，而他们的努力也着实收获了不小的成效。
具体而言，香港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统筹协调：
其一，出台《香港治疫章程》，将疫情通告全港居民。
1894年5月10日出现首例鼠疫病例之时，政府便知此事非同小可，随即马上召集各部门集会商讨，进而制定出了《香港治疫章程》，作为纲领性文件来指导整个香港治疫事宜，该文件刊登在5月12日的《香港政府宪报》上，其中几条关键内容如下：
凡有人在港内或别处来港患疫毙命者，其尸骸须在本局所定之专处埋葬，至埋葬如何慎重之处，仍由本局随时谕行；
凡人知有人患疫或类似疫症者，须即赴最近之差馆或官署报明，将情照转会局，以便办理；
凡患疫之人迁徙医船或别限所，本局委有人员办理，如非有本局或本局所委之员及奉有执照医士之命，不得擅行迁徙，既经奉命，其迁徙应如何慎重办理，仍由局随时谕行；
凡在有疫邻近及本局所定界限地方，本局时委人员逐户探查，以视屋内情形果否清洁，并查有无患疫或由疫致死之人，如屋内污秽不洁，该员即饬令由本局所委之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，洒以解秽药水，务期尽除秽恶，如屋内查有尸骸，则立即将其移葬，倘有患疫之人，则如例迁徙医船或别限所调查。
从发现首例病患到制定出周密的治疫章程，香港政府仅用了一天的时间，反应之迅速令人赞叹。而从该文件的内容上看，同样较为完备系统，这使得香港的救治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，对于最终控制疫情意义重大。
与此同时，香港政府还格外重视危机爆发时的信息沟通，通过政府公告和各路媒体来向全社会发布病疫情况。
例如，政府部门先后在5月11日、5月29日、5月31日、6月9日、6月23日和8月28日发布公告，及时与香港居民进行沟通，尤其是在5月29日，香港总督罗便臣正式宣布香港为疫区，并告知民众，政府已采取有效手段隔离与医治病患，着力破除谣言，消除大众恐慌情绪。
再如，自5月5日起，香港《申报》就肩负起了及时通报香港疫情的重要任务，其中5月报道疫情11次，疫情高峰的6月几乎是每日报道，7月报道13次，如此高效的报道离不开香港政府的有力支持。
事实证明，由于信息透明度极高，各种谣言和留言不攻自破，民众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稳定，相关的应对措施也就变得格外高效。
其二，想方设法救治染疫病人。
对患者实行隔离治疗成为各方共识，然而，当时香港的医院并没有针对传染病的病房，床位数量更是有限，再加上患者人数实在太多，使得医院无计可施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香港政府下令将湾泊在港内的轮船“夏珍尼亚号”作为临时的隔离医疗场所，但凡感染鼠疫的病人都要送到该船接受西医治疗，从而缓解了医院的压力。
不过，由于鼠疫传播速度极快，患者数目与日俱增，而香港的医护人员有限，分身乏术。为此，香港政府多次向外埠请求援助。据当时《申报》刊载：“……新患疫症者有48人，染疫而死者76人，在港医生不敷诊治，是以请上海工部局延聘医生六人附船前往，分派医院医船，俾病者得以药到病除”，“英官致电驻日之英国水师提督，欲延聘西医来港，藉以诊治”。这些都是救助病患、抑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的正确途径。
除了上述两方面之外，香港政府还及时封锁了疫区，主动搜查隐藏的患者。对于可疑病人进行观察，对于暂时不能确诊的患者，则由士兵看管，以免随处走动扩大传染。同时，各部门还着手对疫区进行消毒清洁，人手短缺时，港府从部队调来几百名士兵一起检查疫区并进行消毒工作。这些工作人员“当疫症初起时，差役查搜屋不遗余力，竟有终日奔走越十点钟之久或十五点钟之久而未得稍息者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疫区的环境得到了迅速改善，并较为有效地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，对于最终控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上述实践也为中国其他疫区提供了极佳的参考范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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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，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，也能促成人类自省，由此引发一系列变革，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——尽管这种作用并非来自于人们的主观意愿，而是基于生存的本能。
当鼠疫得到控制之后，为了防止悲剧重演，香港政府痛定思痛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。
比如，他们组织各方专家进行了鼠疫专项研究，积极探索病源、了解病因，其中以法国传染病专家亚历山大·耶尔森和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最为知名，他们证明了香港爆发的鼠疫多为腺鼠疫，耶尔森还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鼠疫病原体的学者；另外，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、医学博士辛普森赴港对疫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，提交了一份《香港鼠疫爆发和长期流行的原因与治疗方法建议的报告》，其中对香港鼠疫长期存在和反复发病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，并提出可行性建议，影响深远；
再如，香港乃至全中国，都逐渐建立起了近代意义上的鼠疫应对机制，并开始全面接受与采用西方的医疗技术，以及加强城市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，使鼠疫这一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整治，而人类发展史上也终于出现了对抗鼠疫的胜利曙光——新中国成立至今，我国几乎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。
这场发生于香港人与鼠疫之间的“短兵相接”，是全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上，极为闪亮的一笔。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尽管已是126年前的事情，但至今仍极具教育意义。
而今“妖雾”又重来，可这次绝不一样。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是：此刻的疫情，要远逊于126年前的香港鼠疫，而中国的经济实力、医疗技术、防疫条件和动员能力，却又远胜于当年。更何况，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不管任何的艰难险阻，我们都因这样的团结一心、勇敢拼搏而挺了过来。
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本和底气所在。
新春佳节已至，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近，而新春孕育着生机，新年亦承载着希望。
尽管过程可能并不容易，但最终结局如何，你我都应该坚信不疑。
参考文献：
1、 彭海雄，《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——基于19世纪香港社会变迁的考察》，2005；
2、 崔艳红，《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》，2010。